202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時賦予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的全新定位，這是審時度勢的戰略部署，也有深厚的理論淵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新發展格局戰略支點是一項系統工程，在實施過程中需從制度、產業、科技、人才等五個方向協同發力，從制度型開放暢通經濟外循環，打造高端產業“聚集地”，著力發展科技創新“策源地”、建設高端人才“蓄水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明確建設新發展格局戰略支點的實施路徑，為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灣區范式”。

　　積極培育制度創新“試驗田”

　　以香港為重要窗口，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引領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以制度型開放暢通經濟外循環。香港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作為自由貿易港和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完善的國際營商環境和規則體系，在知識產權保護、國際仲裁、醫療、教育方面全球領先。因此，香港稅收、貿易等規則最容易被國際社會接受，是中國規則“走出去”的便利通道。特別是近年來香港已經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未來亟須探索香港與內地規則上的最大公約數。例如依托香港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與監管制度，深入實施南沙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放試點，加快南沙（粵港澳）數據服務試驗區建設，最大限度便利服務貿易企業開展跨境服務業務等，以“制度型開放”暢通中國經濟外循環。

　　發揮深圳先行示范區以及四大平臺先行先試制度優勢。一方面，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享有特區立法權，可以通過立法保障改革、推動改革、規范改革，利用法治先行布局，為自主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保駕護航。例如深圳利用特區立法權，在無人駕駛領域走在了全國前列。另一方面，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平臺先行先試的功能，有助于“以點帶面”發揮高水平開放的制度優勢，不斷取得新突破。例如以南沙為平臺，依托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建設“灣區硅谷”，構建“港澳成果+南沙轉化+灣區應用”的開放型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增強南沙航運、貿易、金融等樞紐能級，攜手港澳共建大灣區航運聯合交易中心。再如以前海為平臺，創新深港之間的金融、稅收與法務合作，探索跨境保險通等新的互聯互通模式，充分發揮先行先試制度優勢。

　　持續打造高端產業“聚集地”

　　借鑒世界灣區經驗，以城市為單位打造分工明確、協同發展的產業布局體系。國際灣區重要實踐經驗就是立足于核心區和外圍區的比較優勢，建立產業分工雁陣布局體系，發揮產業鏈上下游環節之間的協同效應和外溢效應。例如舊金山灣區內，核心區硅谷以信息技術行業的高科技企業為主，匯聚了谷歌、蘋果、英偉達等科技巨頭；外圍的圣何塞市則依托風險投資產業和高等教育產業為硅谷的創新創業輸送資金和人才，奧克蘭則以制造業和交通運輸為主，為硅谷的高科技產業提供各種原材料、中間品以及產品輸出服務。由此，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可以借鑒國際灣區經驗，把握“珠三角制造業強、港澳服務業優”的產業格局，持續推動城市間產業融合互補。具體說來，一是四個中心城市要按照“廣州——全球商貿中心、深圳——科技創新中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澳門——世界旅游休閑中心”的定位，強化核心產業優勢，發揮引領帶動作用。廣州、深圳雙城聯動，發揮國際大都會城市引領作用，補齊商貿物流等基礎設施短板；港澳積極融入灣區建設，發揮其金融、教育、貿易、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優勢。二是東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江門、肇慶等城市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對接中心城市優勢產業鏈，從垂直分工逐漸邁向多鏈融合協作。其中莞佛珠等城市積極吸引電子信息、機械和精密設備高端產業落地，其余中小城市積極培育配套和協同產業。三是大力建設粵港澳合作的平臺載體。橫琴積極引進高端制造、中醫藥、文旅會展商貿、現代金融企業；前海對港澳擴大教育、文化、醫療、金融、法律等服務領域開放，加強與港澳的交通、通信、支付規則銜接；南沙開展智能網聯汽車、機器人、數字經濟、海洋產業粵港澳合作，設立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等等。

　　把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電動化等產業革新浪潮，打造世界一流企業，“以點帶面”增強灣區產業競爭力。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離不開微觀企業主體的作用，而世界一流企業往往在產業發展的關鍵領域、關鍵環節和關鍵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僅影響產業的規模體量，更引領技術的變革。產業發展得好不好，事實上等同于相關產業的企業強不強，有沒有絕對話語權，有沒有全球品牌競爭力，有沒有創新技術的引領力。目前，大灣區內的頭部企業在國內處于一流水平，為產業鏈供應鏈升級奠定了先發優勢，華為、大疆、騰訊等9家廣東企業PCT專利申請量入圍全球企業50強，占全國入選數的近70%。但灣區內頭部領軍企業在發展質量、品牌價值和國際化競爭等方面與世界一流企業存在明顯差距，因此，為推動產業升級，打造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在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高端裝備、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給予更多政策傾斜，發揮其產業帶動能力，助力構建富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設立一流企業培育工作領導小組，加強頭部一流企業培育的分級指導和協調，鼓勵一流企業依托產業鏈、產品鏈和供應鏈織鏈成網，構造產業生態集群。

　　著力發展科技創新“策源地”

　　對標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大灣區自主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還需持續提高，科技創新資源整合還不夠。未來仍需進一步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突破一批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顛覆性技術，形成推進科技創新的強大合力。

　　推廣全過程創新生態鏈等改革創新舉措。202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發文推廣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47條“深圳經驗”），其中“‘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居于首位。在大灣區范圍內推廣“全過程創新生態鏈”改革創新舉措，有助于大灣區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進而更好發揮新發展格局中戰略支點的作用。例如基礎研究領域，依托大灣區已布局的散裂中子源、人類細胞譜系、冷泉生態系統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實施大科學工程，加快在高能物理、生物醫藥、海洋科學等國際科學前沿領域搶占制高點。

　　強化企業創新激勵，完善創新支持市場體系。一方面，要認識到企業是創新的主體，通過提供財政資金支持、稅收優惠政策、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激勵企業增加科研和技術創新投入，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另一方面，要把握當前我國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時機，以“深交所、港交所、廣期所”三大全國性交易所為核心，將大灣區打造成科技投資的熱土，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流向創新領域。一是加快企業上市進程，繼續實施廣東科技企業“全鏈條培育計劃”以及深圳“星耀鵬城”、廣州“領頭羊”、東莞“鯤鵬計劃”、佛山“添翼行動”等政策舉措，助力大灣區上市企業擴容提質。二是發揮好大灣區政府引導基金的引領作用，支持各市及所屬區縣的政府引導基金設立產業子基金，重視撬動社會資本，培育發展“投早、投小、投科技”的風投創投產業集群。三是在深港“十八條”基礎上，完善大灣區風投創投機構“募投管退”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扶持政策，支持科技金融機構跨境聯動，打造全球創新資本頂級載體。

　　加快建設高端人才“蓄水池”

　　完善大灣區世界一流大學與科研機構體系。基礎研究是科技進步的根源，而基礎研究的人才又往往來源于大學和科研機構，因此大灣區要形成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學與科研機構。從全球來看，擁有一流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地區與創新活動活躍的地區往往在地理上是重合的。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擁有若干世界知名大學，但受限于歷史、發展路徑等因素，“硬科技”領域短板明顯，科研機構的實力明顯不及京津冀、長三角兩大城市群。未來有必要通過做強現有高校、推廣跨境（含粵港、粵澳）聯合辦學、校際合作等手段，采取引進領軍級學者和搭建高水平實驗室、工程中心等創新載體等措施，增強大灣區教育科研實力，促進大灣區高水平人才培養。同時，利用好大灣區產業優勢，支持大學、科研機構與科技型企業合作開展人才培養，助力企業研發機構實現能級躍升。

　　探索新型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建設新型產業研究院。舉國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在國防安全、經濟發展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市場化的創新成果激勵以及創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有利于充分發揮人才等創新資源的功能，提升人才的創新能力和就業競爭力。鑒于此，大灣區亟需圍繞技術進步層出不窮的新能源、半導體、生物醫藥等領域，建設國家支撐、市場化運作的產業研究院，由政府提供食宿等基本生活保障，薪酬實行市場化形成機制，鼓勵人才自由流動、科技成果高效轉化，使政府主導的產業研究院成為人才培養的后花園。

　　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積極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順應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要求，也符合我國對外開放區域結構轉型的需要，更是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具體體現。未來，一是要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國際貿易、金融和物流方面的優勢，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通過深化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加強物流、金融和信息服務等方面的對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高效便捷的貿易通道和金融支持，推動形成新時代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二是共建“一帶一路”，加強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產能對接和合作。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推動跨境投資和產能轉移，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總之，“一帶一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粵港澳大灣區需要把握機遇，以敦親睦鄰、協和萬邦的文化姿態，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利益結合起來；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的必然要求。

　　（作者分別系廣東財經大學副校長和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鄒新月 羅志恒）